《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大幅修订而成，作者润改第一版词条逾半，新增词条 900余条，目前本辞典共收录译学术语 2800 余条，对我国翻译学在新时期兴起、创新、发展以及中外译学交流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本辞典特色有： 1.理论依据科学：本辞典以“一体三环”理论为指导，将译学本体术语以及译学本体与诸多学科交叉产生的译学术语科学合理地呈现出来，充份体现了翻译学的跨学科特点。 2.编写脉络清哳：本辞典追本溯源，提纲挈领地梳理每一术语发展的来龙去脉、内涵、外延及其在译学研究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 3.贴近译学实际：本辞典紧跟译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除了关注传统的译学研究领域，对于近年来兴起的语言服务、人工智能翻译、 数字化翻译教学等领域也给了充分的关注。 4. 布局结构合理：本辞典内容庞杂，但是宏观构架合理，不同术语、不同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参照，比较客观地呈现了目前国内译学研究的现状。 本辞典的使用对象为：翻译教学与研究人员、翻译工作者、语言比较研究人员。

【第二版前言】

译道漫漫，文脉悠悠，理融古今，义兼中西，从支谦到钱锺书，从西塞罗到霍姆斯，从未间断。试图记录古今中外翻译义理的《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年)(以下简称“初版”)的问世已十年有余。而为初版收集材料、钩稽整理的准备阶段还在本世纪初。彼时，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刚刚确立，译学话语体系尚在酝酿之中。只要粗略地检视初版，就会发觉，承载译学的基础概念主要来自西方，理论表述多为外论的翻版。翻译研究转向频仍，由语言学转向到社会学转向，由文化转向到技术转向。学者们面对纷繁复杂的范式更迭和交替，忙不迭地引进套用，急于借助新的方法和视角，还未来得及做好前一种范式的理论准备，下一个转向接踵而至。20世纪末期，我国译学园地虽曾热闹一时，但不外乎西方话语的高调嚣呼。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译学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引进告终，进入了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时值国外译学资源锐减，我国译学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引进为表征，而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特征。国内开始重视传统译论，汲取我国传统学术之精华，挖掘传统译学术语，以此作为建构我国译学话语的重要途径。我国译学渐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中学与西学并驾齐驱，新理与旧学各行其是。“传统”不是原封不动的古板，而作现代阐释；“现代”也无西式的繁丽，与中华流脉汇拢。中学是国人自主创新的根基，并不排斥西学；西学是借鉴之镜，是融通的资源。我国翻译研究的“接轨”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立足本土，创新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构建新理论，为国际译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初版顾问杨自俭先生曾告诫我们“主要应该做以下几项工作：1.从理论上搞清楚范畴、概念、术语的区别与关系；2.按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梳理出译学的术语；

3.给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术语分类。”(杨自俭2004:3)中国面广量大的翻译实践为理论的升华奠定基础，为创新译学话语表达方式铺路。概念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译学概念是翻译理论的起点，是译学话语的基本单位。术语是专业话语的基本成分，见证了译学的成长，忠实地记录了其进步的足迹，回应了专业领域过去和现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为适应我国译学研究之需，反映我国译学研究最新成果，我们启动了初版的增订工作，即编辑出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

(以下简称“第二版”)。

一、目标

第二版的增订目标是：集古今中外译学术语之大成，爬罗剔抉、较短量长，尤其要努力呈现新世纪以降的新术语，弘扬我国学者的译学成就，学贯古今，融通中西，借鉴西方译学思想，整合、转化、创新，以铸就影响国际的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

我们躬逢盛世，翻译规模史无前例，翻译内容空前繁杂，翻译的数量、品种、影响、辐射力都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是立足本土，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彰显中国价值，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国人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被唤醒，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表述的译学话语体系成为新的目标。翻译学是经验科学，从传统译学和当代译学中，我国学者已经提炼出一批又一批的标识性概念，正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译学辞典理应成为建构科学的、系统的、开放的话语体系的缩影。虽说辞典永远落后于现实，但阶段性的回溯、整理与建构必不可少。建构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创新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新的译学话语要求有充分的原创性、学理性和可传播

性。第二版将最大限度地记录译学前进的印记。

第二版力图名实相符，对得起《中国译学大辞典》这个令人敬畏的称谓，特别在“中国”和“大”两个方面下功夫。“中国”的题中之义是要体现辞典的中国特色和本土化，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力求反映我国译学研究的当下水平，做到科学化、精细化。“大”指范围广、规模大，是“博大”“浩大”之意。译学所系学科交叉，学理纵横，翻译本来就被吕叔湘先生称为“杂学”。大辞典的任务是细大不捐，应收尽收，在繁杂中理头绪，在深邃中寻简约，提要钩玄，刮垢磨光，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呈现出译学发展的脉络，营造出濯古来新的面貌。古今译学研究，论者如云，乃至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派林立，各立门户。新世纪以降，翻译业态、翻译手段大相异趣，新理踵出，新术语、新概念层出不穷。第二版旁搜远绍，较短量长，加以条贯，犹或未尽，工程之大，自不待言。另外，译学与现代学科犬牙交错，不计语言学及其众多的分支学科，第二版中单列学科条目不下三四十，旁涉学科可以百计。“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近2600个条目生息于翻译学这棵大树上。第二版文献浩瀚，数以千计，常遇数百字的短文，引经据典，涉文数篇，加上前言、附录等辅文，整本辞典也就蔚为大观了。

二、分类

翻译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是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甚或超学科研究，与人文各科，甚至理工科有着盘根错节、牵丝攀藤的关系。译学辞典是贮存、追溯、展示、使用译学术语的知识库，译学的思想流脉、范式更替、交互“转向”、概念甄别都可借此初

见端倪。第二版的总体结构仍以笔者“一体三环”(见同名条目)的译学发展时空图为结构框架，一一安排细节。但按翻译学科本身发展的逻辑，增设了“翻译学”的类目，调整了语言服务和翻译技术的类目。

新世纪以降，我国学者进一步追求理论形态的科学性和体系性，提出诸多本土理论，标举“(翻)译学”旗号，第二版收录的以“××翻译学”或“翻译××学”命名的条目就有三十余种。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三方面：1.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修辞学、文章学，如翻译美学、文章翻译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2.源于交叉学科，如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学、翻译心理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

学等。3.引进的译论，如描写翻译学、翻译符号学等，其中包括先引进、后本土化的译论，如社会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由此，各色翻译学及其核心条目倍增，以致在分类时不得不把“翻译学”从初版“现代译论”的类目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以便查检。(这纯粹是从编写角度考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这一类目也并非见“学”就收，初版条目“企业翻译学"已删除，因其有违学理逻辑。“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独立编目，以反映新世纪以降这两个方面的突飞猛进以及翻译研究中新的学术方向。第二版在栏目设置上增增减减，总共26类，比初版还少了一类。

条目的分类很难铢两悉称。许渊冲“美化之艺术”的系列条目收在类目“传统译论”之下，因为许先生的译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提炼概念，虽然他表述在当代，针对当代的翻译问题而发，但他的表述具有显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他的译论是传统译论流脉的延续和发展。同样，按译论流脉，潘文国的文章翻译学也可归入“传统译论”。文章翻译学以中国传统的道器论为建构的出发点，以严复从文章学角度解释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之道，以“译文三合：义、体、气”作为文章翻译学之器，在此基础上建构其元理论、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直到翻译实践的四个层次(潘文国2011;2021)。不过，“翻译学”有专设类目，文章翻译学自成体系，按门类归入类目“翻译学”。没有标称“学”且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都归入类目“现代译论”,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方梦之的“一体三环”等。

总体来看，第二版除了语言学基础术语之外，本土化或自创的术语已经过半。我国译学话语结构和知识形态焕然一新，翻译知识生产应用的场域还在扩大。

三、编写思路

第二版集诸家之成，补初版阙漏，订初版讹误，尤其是增新词新义。我们从源头上寻觅，并选收新术语。一般来说，创新术语的途径有四：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

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此外补充翻译史实。现分述如下：

(一)挖掘传统术语

传统译论的发扬光大与现代译论的标新立异并驾齐驱。赓续传统，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是近阶段翻译研究的热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翻译家使用种种标识性概念弘道论文，用来交流当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积微成著,自成格局。初版已收“案本”“文与质”“善译”“神似”等一批术语来表述翻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有“五失本”“三不易”“会通”“约定俗成”“归化”等来表述翻译策略和方法，还有“象胥”“寄象”“舌人”“译师”“笔受”等来表述翻译主体，更有“逐字译”“重译”“死译”“欧化”“汉译西化”等来表述翻译过程，等等。但就整体而言颇多阙略。第二版挖掘了一批佛经翻译术语，增加了一批近代翻译家对传统译论概念的表述，具体工作如下：

1.增补佛经翻译术语

在传统话语结构中，我国的古圣和近贤自铸新词，创造出不同范畴的译学术语，以表达他们当时的译学思想。至今，经过时代的洗礼，有的沉淀下来，有的被现代译学吸纳并改造利用，有的虽被时间淘汰，核心思想犹存。初版所收有限，第二版补苴罅漏，增添了上百条传统翻译术语，条目中有人物、有学理、有方法。在古代译论中，进一步挖掘诸如慧远的“厥中”、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列出佛经翻译的范畴词：“味”“境”“化”“隔”“圆”“妙”“和”“真”“言”“修”等。此外增添了著名佛经翻译家，如迦叶摩腾、康僧会等。

2.选收近代翻译家的译学用语

近代以来，无数先辈和贤达都研究翻译。以鲁迅、傅雷、钱锺书等为代表的翻译家都有特色鲜明的译学话语，在当时的语境中充分表述了其译学思想，创新了一批重要概念和术语，奠定了今日译论的话语基础。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译论是源头，新范畴、新概念是内容。对此，第二版特别注意吸纳大师的话语表述。如，鲁迅使用的术语，除原有“兼顾两面”等条目外，增添了“宁信而不顺”“拿来主义”“易解”“硬译”等。钱锺书提出的术语除“化境”之外，又充实“虚涵数意”“投胎转世”“不隔”“讹”等条目。此外，叶君健的“‘精品'论”、曾虚白的“感应论”、郭沫若的“风韵译”、杨宪益的“历史距离论”等论说也一应收纳。

(二)提炼现代概念

新概念伴随着新思想、新范畴的产生而产生，而创新的术语是表述新概念的有力工具。当代学者关注面临的翻译现实，注意学术话语的提升和术语的创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培基等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方法上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引入了一批源自语言学的术语，创造性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选择”“词义引申”“词类转换”“语态转换”“增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提炼新概念，创造新术语，前人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版这方面进一步做了工作，具体有：

1.收录新术语

新世纪以降，我国译界从翻译实践中不断创造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任东升提出“国家翻译实践”的新范畴，即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输出和输入翻译实践。汪榕培在英译中践行了他的“传神达意”理论。“传神达意”把形似和神似完美地结合起来：“传神”即传达原作精神，“达意”即传达字词和比喻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阐释关键词”是我国对外传播的策略之一，起始于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外文局的《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亮相两会新闻中心，以多种方式向国际社会阐释和解读中国，广受好评。此外，第二版扩大翻译标准的概念范畴，不以“信、达、雅”等学术标准为唯一论述对象，收入了语言服务中的各种实际标准和规范，如《翻译服务规范第2部分：口译》《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等。

2.描述新范畴

学术思想潮起潮落，新世纪以降，国外译学研究的锐势渐减，系统新理阙略，我国引进的学术资源渐少。另一方面，国内译学界自主意识加强，已从国外翻译研究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近20年先后发展起来的生态翻译学、变译论、应用翻译研究、译者行为批评论、文章翻译学等均自成体系，拥有自主创新的译学范畴。第二版约请上述译论的创导者们，分别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萃取精华，组成系列核心条目，概述各自的理论要旨。如，许渊冲寿登期颐，一生笔耕不辍，尤善诗词翻译，号称英法翻译第一人。他实践与理论并重，根植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美化之艺术”经典译论。初版仅收录了他的“三似”“三美”,第二版增补了“三化”“三之”“发挥译语优势”“创优竞赛论”“创译论”等概念。至此，基本上反映了他这方面的系列主张和系统思想。

此外，大易翻译学、翻译写作学、翻译修辞学、和合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创新

理论，第二版也一一记录在案。

(三)借鉴国外范畴

大规模引进国外译论已成过去，但是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我国译学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融合，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因此，仍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引进译学前沿的概念和范畴，为我所用。具体做法有：

1.直接“拿来”

部分概念及其表述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说明其来源，解说其内涵，如：“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由西班牙翻译家马丁(R.M Martín)在2010年的《范式与翻译学》(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一文中首次提出，标志着该学科有了雏形；“多维翻译(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指所涉文本不局限于单一的、线性的符号系统，除了语言文字，文本还包括声音、图像、色彩、空间关系(proxemics)等多维度多模式(Gambier 2006),最典型的例子是为听障人群服务的口述影像翻译(audio description);“娱乐化改写(rewriting for entertainment)”指译者采用娱乐化特色词汇和结构对原文改写，以迎合“娱乐至上”泛娱乐化的价值取向。这些学科概念直接翻译过来即可。其他术语，如“离散”“离散作家”“离散译者”“超媒体”“多模态文本”“无作者文本”“翻译职业伦理”“翻译技术伦理”等均如此处理。

2.“拿来”+发展

单纯的引进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我国学者立足翻译实践，进一步完善国外已有概念，予以充实和提高。例如，阿皮尔(K.A.Appiah)(1993:817)提出“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是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作为一种普遍的翻译策略，我国翻译家严复早已在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严复的译作《天演论》的按语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可算作我国翻译史上典型的深度翻译。学者曹明伦关注深度翻译的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对之加以补充和创造性的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概念。曹明伦(2014)把深度翻译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深度翻译是指明显可见的解释性文字，有两种形式：置于文内，加上括号；置于文外，加脚注或尾注。隐性深度翻译是指与原文融为一体的注释性文字，一般为同位语、介词短语或从句。又如，“译者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是个外来词，与“(译者)主观能动性”同义。我国第一篇讨论译者主体性的文章是高宁发表在《上海科技翻译》(现《上海翻译》)1997年第1期上的《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新世纪以降，译者主体性的话题逐渐升温，时至今日，未见消退，还派生出“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性”“主体间性”等概念和术语。第二版对这些术语分别予以收入。

(四)完善已有表述

概念的表述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二版关注已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与时俱进，主要工作有：

1.更新表述

第二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更新已有概念的表述，如，世纪交替前后出现“翻译产业”一词，多年后语言服务业兴起。2008年，我国出现“语言服务”一词，历来惯用的“翻译服务”一词逐渐被替代，而“翻译产业”已被“语言服务业”所包涵替代，翻译产业的内容已整合入语言服务业之中。语言服务是翻译服务的扩展，“翻译产业”概念上已成为“语言服务业”的下位词。如，《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里，翻译客户被称为“语言服务需求方”,翻译人员或机构成为“语言服务提供方”。“语言服务”从开始出现迄今的十余年间，其概念的表述本身也在不断完善。

2.“填平补齐”

在学术研究中常见一些成对词或三四个内涵相关的成组词。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等。成对词或成组词收录的完备与否，往往是衡量辞典质量的要素之一。这一方面，初版有所不足，如，初版收“结构主义”而无“后结构主义”;收“格义”而无“反向格义”;有“文本中心论”,与之相对的“译文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阙如；有“旧译”而无“古译”“新译”,等

等。第二版对此尽可能“填平补齐”。

3.充实次级概念

学科推进反映在重要范畴下次级概念的生长，使得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真谛。如，初版收有“回译”,近一二十年来对回译的研究多有进展，学者们创造了“无本回译(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文化回译(cultural backtranslation)”等术语，均为第二版所收录。又如，关于译学研究的转向，初版只收有“转向”“多重转向”“文化转向”,第二版增添了“语言学转向”“生态转向”“社会学转向”“技术转向”等次级条目，使“转向”的概念趋于完整。在有的相关学科或范畴下补充次级概念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联系。

(五)补充翻译史实

我国翻译史研究一贯重文学翻译，轻科学翻译。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必须重视对我国近现代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重要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方梦之，傅敬民2018)。为此，第二版收入一批社科和理工翻译方面对学科的引进和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专家兼翻译家，他们专业成就的辉煌往往遮蔽了他们在翻译领域的贡献。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心理学家高觉敷、唐钺，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张资平，语言学家高名凯，经济学家杨敬年，达尔文翻译家叶笃庄、周建人，百科翻译家杜亚泉、董纯才，政治经济学翻译家李达、郭大力、许崇信，哲学、宗教翻译家贺麟、吕振中、吴经熊，数理翻译家郑太朴，医学翻译家丁福保，地理交通翻译家冯承

钧，等等。第二版同时收录的还有在对外传播或外事方面成就卓著的师哲、吴亮平、沈苏儒、段连城、冀朝铸等人。此外也收入近年离世、还来不及被正统的翻译史吸纳的翻译家，如杨自俭、王宏印、汪榕培、谢天振、许渊冲、张培基、张佩瑶、邓正来等人。除酌量增补历史人物之外，第二版也充实了佛经翻译时期和近现代的部分翻译史料。

四、作者队伍

第二版修订的重点在于反映21世纪初期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翻译研究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开始确立，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已成为日常，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系统理论不断产生。其中，下表中的六种学说具有代表性。倡导者们提出了一批新范畴、新概念、新术语，其核心概念均一一收选。现以诸论问世的先后为序，将有关信息列表如下：

课题名称姓名首创年第二版所收核心条目举例代表作及问世时间

变译论黄忠廉2000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译理论》(2002)

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01文本生态、生态翻译、关联序链、译有所为、翻译即生态平衡等《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2013)

应用翻译研究方梦之2003一体三环、“宏中微”三分、翻译策略四概念、翻译技巧的理据等《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2013)

文章翻译学潘文国2008文章翻译学的传统资源、文章翻译学之“道”、文章翻译学之“器”、译文三合、古籍英译的起始性原则等《中籍英译通论》(2021)

译者行为批评周领顺2010译者行为、译者行为准则、译者行为批评模型、译者行为社会化、译者行为度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4)

国家翻译学任东升2020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机构翻译等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建构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20)

修订工作多由我国译学界名士参与。许钧教授和谭载喜教授分别撰写基础核心条目“翻译”和“翻译学”。专攻翻译教学的文军教授及其博士生团队重新规划“翻译教学”栏目，审订和增补了一系列条目，王树槐教授也贡献了他的研究成果。曾利沙教授补充了一批认知方向的条目。傅敬民教授提供了社会翻译学的基本术语。范武邱教授及其博士生团队王昱等整理了国内外翻译期刊信息并补充了国外人物介绍。许建忠教授撰写了他自创的翻译学的条目。王华树教授审订并撰写了若干翻译技术方面的条目。熊宣东教授充实了佛经翻译的重要人物并审订了相关条目。易曾权副教授地毯式地收集整理了海量的翻译研究书目……在以上教授和青年才俊的参与下，第二版得以荟萃古今中外译论之精华，发百家之声，采众家之长，成就此作。

第二版吸纳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创新成果(主要是国人的创新成果),对初版条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润色修改初版条目逾半，新增条目900余条，条目总数增至近2600条。初版编委杨自俭、谭载喜、郭建中、王宏印、王克非、张美芳、陈宏薇、穆雷、曾利沙、贺显斌、贺爱军、佘协斌、易曾权等做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们撰写的条目多有

保留。第二版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提升的。一字一句，当思作者心力；一词一条，恒念作者创造。

值此第二版即将面世之际，我们特别怀念曾为初版献计立言、删芜正讹、撰写条目的故友林煌天先生、杨自俭教授和王宏印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译学贡献和学者风范在我国译界广为传颂，在中国翻译史上应记上一笔。第二版已为他们各自立条。另外，要感谢提供条目的其他各位老师和为辞典出版做出努力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

翻译研究领域宽广，文献浩瀚，编者蛰居一隅，见识有限。其中释义偏离、简繁失当、备证不足、考证疏舛、予夺不公等问题在所难免，仍需匡谬补正，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方梦之

2023年元月

【目录】

第二版前言

初版前言

凡例

条目音序检索表

图录

表录

辞典正文

附录一 我国翻译研究图书分类书目

附录二 国内外翻译研究期刊与翻译组织名录

附录三 条目分类表

附录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