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英凯,曾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术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等全国性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获省市政府行政奖三次,获国家级、省市级学会及校级学术奖12次。研究领域包括汉英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修辞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出版著作14部(含译著、编著)。
【前言】
我是“40后”,1946年生人,按照旧历,如今已经七十有三。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真是感慨万端。
1964年,由于家庭的复杂性——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做出结论,我“高考”后没能考上较好的学校。录取了我的是“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简称哈外专)英语系。所以我只能在英语业务上好好钻研,争取做个稍稍有用的人。
我在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几乎完全凭借自学通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在古旧书店购买的1929年出版的汉译《纳氏英文法讲义》( enfield' s English Grammar Series),为后来的英语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打下了基础。女儿和我重译的《夏季走过山间》和《简·爱》的“译者后记”中,我都对已有译本在语法不同层面上存在的理解错误做了学术探讨。另外我们父女已翻译完稿,尚待出版的《飘》也有“译者后记”做这方面的学术分析。我在这一后记中做出对比的其他四个版本中语法理解错误的发现所凭借的知识也主要是这个阶段所建立的较为坚实的语法基础。
上学不到两年,“文革”爆发了,我当个“逍遥派”,偷偷在家阅读手头有限的中外书籍。这个阅读过程一是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从小喜爱的汉语旧体诗词修养;二是通读了1965年在古旧书店买到的O. Henry所著的 The Four Million and Other Stories,使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三是通读了1964年出版的杨周翰等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对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了全面的了解,为自己的综合人文素质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学四年后的108年10月,我毕业后先后两轮在肇东市第四中学和哈尔滨铁路第六中学教汉语“语文”课。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敬业精神也使我获得了包括“哈尔滨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项奖励。
1974年11月我从中学调入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在那里的大量阅读使我对欧美的历史和文学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的主要精力用到了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中国旧体诗词的修养;二是研习中国古代文论;三是大量阅读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虽然那个时代欧美翻译理论的大规模引进还没有开始。
我在跟李静滢合译的《大卫的伤疤》的“译后记”里,在《夏季走过山间》的“译者前言”里,在给李静滢的博士论文《翻译的阐释学视野》出版时所写的“序”里,在小说《简·爱》的“译本序”里,都有一到两首旧体诗词。再如,在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所编著《比较·鉴别·应用—英汉对比应用研究》的“编后记”里也配有一首七律。在这本编著出版后的一年内,我收到了总共6封学界学友的电邮,他们在讨论了这本书的学术特点之后,认为这首七律连同里面随机引用的中国古代文论观点,为这本论文选集在综合人文性和可读性方面起到了激发潜在读者购买和阅读的良好作用。
我跟许渊冲先生讨论他的旧体诗词翻译的得失,共发表四篇论文,最初的动因是因为看到了他对诗词的内容甚至是格律要求有为数颇多的不正确理解。
第二方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习使我在自己后来的学术论文中随处、随时的引用都起到了点题、增加综合人文性和可读性的作用。
第三方面,大量阅读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使我在几年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形美”“音美”杂议一与许渊冲教授商榷》(1982年)就是探讨中国旧体诗词的翻译原则的;我跟许先生的循环往复的总共四轮商榷,在学界引起了广泛注意和“最富代表性”的好评(请参见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76);四篇论文中的一篇《关于音美理论的再商榷》被海岸先生于2007年选入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使拙文跟严复、胡适、赵元任多、徐志摩、朱光潜、林语堂、朱自清、郭沫若、茅盾、钱钟书、季羡林、朱生豪、马悦然、顾彬等人的宏文共同列入同一本书中,虽然自己跟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者无法相比于万一。
“文革”后“哈外专”英语系合并进入黑龙江大学(简称“黑大”)英语系,教职员工一并转入“黑大”英语系。从此开始,全国各单位对政治出身的要求相对正常化之后,在校读书期间,由于自身的努力钻研,由于主讲教师唐小平老师的扶持和揄扬,我成为学校领导层和教师心目中知识底蕴最为突出的学生之一。1979年到80年代,“哈外专”1968年毕业生300人中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任教的仅有两名,我是两名中的第一人。在算是相当正式的有两名美国外教参加的笔试(以考查语法知识储备为特点)和面试之后,我被聘用,成为黑大英语系的教师,于1979年6月11日进入该校该系开始教学工作。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语言学各学科的初步涉猎和研究,到1985年调出“黑大”英语系之前先后发表了四篇论文,成为当时全系较早开始论文写作的少数几位教师之一。几十年后,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黑龙江大学的“知名校友”,我处于不同年龄段的“黑大”三名英语系同事包括我的一名老师告诉我他们把我当成刻苦自学、学有所成的例子给学生做励志讲话或报告。
1979年前后,由于“文革”的惯性作用,我们的生活仍处于相对贫穷之中。为了改善拮据、窘迫的经济状况,我先后为黑龙江电视大学、市、区的进修学校以及哈尔滨动力区的几个超大型企业等六个单位业余讲授英语,用过的教材包括:C.E. Eckersley所著的 Essential English(通译《基础英语》)和后来名声更加卓著的 New Concept English(《新概念英语》)。业余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教学经验,拓展了作为英语教师的教学和学术视野。对自己在黑大英语系的教学“主业”也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因为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曾受到中文系教授出身的鲁刚校长的“接见”和鼓励。
经过北京大学胡壮麟和王式仁两位教授代表深圳大学作为临时主考的业务面试和试讲的考核之后,1985年2月我调入深圳大学外语系。当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暑假学习班进修了“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音学与英语教学”“语义学与英语词汇教学”“语用学知识与英语教学”“词典学导论”“交际法理论与实践”以及“微电脑与语言测试”等课程,为我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随后的半年里我如饥似渴地认真通读了戚雨村先生的《语言学引论》以及国内外语类期刊上的语言学各类论文。
正如戴炜栋先生所言:“作为教师,首要任务以学生为本,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教师自身的学术发展固然重要,但是能够关注学生成长,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促进学术传承,创新更为重要。”(戴炜栋《戴炜栋学术研究文集》“序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我在“深大”认真教书育人,曾先后获得广东省高等教育局颁发的“广东省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和深圳市政府颁发的“优秀班主任”的荣誉证书。在职称上经历了讲师的再度确认、副教授和教授的评审批准的14年的考核过程,在199年12月获得了英语教授资格。我在外语系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了精读、泛读、翻译、英语词汇学等课程。在“科研”上成为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的学术骨干。2002年我开始担任新成立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生导师组组长。我们硕士点贯彻的原则是招生少而精,要求硕士生导师指导学生选取小题目,“小题大做”,充分利用跟题目有关的参考书目录和书后的索引,把研究做深做透;要求导师每学期给学生指导两篇论文,包括学期期末论文。如果写得不够成熟,在第二学期开学之初,给学生提出修订意见,随后要求学生交出修订稿。这种多轮指导就比一些院校甚至是名牌院校导师因带的学生数目过大无法深入指导的情况好得很多。我们硕士点毕业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很多院校的学术骨干。我写过一首长短句记录对研究生教学的感触。
柳梢青·硕士点第一届硕士生毕业
文苑繁秾,桃夭李秀,三度春风。
书山远望,寻幽探隐,魂梦攸同。
* *
共求学问圆通,引领处,万水浑融。
门内浓荫,墙头红杏,花影重重!
出于教学的需要,我注意研读和治学上的与时俱进。我自己坚持不懈的论文写作涉及符号学、语用学、词汇学、语义学、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涉及的术语包括“词缀化”、“下义关系”、“语义场理论”、“语义泛化”、“语义别解”、“礼貌原则”、“能指”和“所指”、“衔接”和“连贯”、“内隐”和“外显”、“概念整合理论”,等等。翻译研究涉及泰特勒( Tytler)、纽马克( Newmark)、奈达(Nida)、诺德(Nord)、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韦努蒂( Venuti)等人重要的理论观点及什克洛夫斯基( Shklovsky)的“陌生化”理论以及左拉(Zola)论独创性的观点,等等。
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共选了四篇,涉及宏观方面的继续教育战略性质的讨论和词汇量提高等方面的微观类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请见本书的第四部分。
语言学研究论文选了九篇,其中有五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选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有影响的论文集中。这些论文请见本书的第二部分。
在选入本书的论文里还包含两篇量化研究的实证性研究论文:一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西作品中的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一篇是用英语写的、发表在香港大学出版的论文集里(请分别见本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除了宏观方面语言学的研究之外,其分支——修辞学研究成为我学术研究中有特色并且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沐莘(杨自俭)在选有我三篇论文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中评论一批研究者时谈到了我:“……刘英凯关于英汉修辞格的研究……,都在所研究的领域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文章披荆斩棘,开辟了新的道路。”(《外语界》1991年第1期)。由于在这方面的长期努力,研究成果颇丰(见本书的第三部分和“附录”)。根据潘文国先生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上的统计,我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数量是9篇,在全国跟胡文仲生并列第11名,而这些文章全部都是修辞类研究。我还著有一本修辞类专著。潘先生在谈到这本拙著时说:“刘英凯的《英汉语音修辞》(1998),这可真是·小题大做’的典范,一个小小的语音修辞现象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洋洋20余万字的大著…”。王菊泉先生和郑立信先生在其编著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2003的“前言”中,对入选该编著的《中西作品中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一文所做的评论里讲:“刘英凯是英汉对比研究领域里广为人知的一位学者,特点是善于钻研,勇于创新,论证充分而分析精微,每做研究都能有所发现,有所创建。他的这篇文章再次让我们领略了他的这些特点和气质,给我们提供了向他学习的一次机会。(p.24-25)”平心而论,在对比修辞学界我被认为是领军人物之一,这体现在如下几件事上:第一,杨自俭先生出版了《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该书分上、下册出版,由包括桂诗春、胡壮麟、黄国文、宁春岩、钱冠连、许余龙等人在内的十八位学者介绍语言学内外十八个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以及如何运用它们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该书邀请我写了“修辞学”(2.5万字)这一分支学科。第二中国外语》向我限字数约稿,要求“简述”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开放体系、多学科交叉、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四个方面,于200年第一期“高端论坛”上发表了我和研究生合作的《西方修辞学现状及走向》。第三,美国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传播研究系主任、修辞学教授 Ray Heisy 邀请我去他们系里做访问学者共同研究一年(因为“深大”工作的特别需要,仅仅访问半年即限令我提前返回)。在修辞研究方面我写的论文总数十九篇。选入此书的十四篇文章请见第三部分。
跟修辞研究大同小异造成相当影响的还包括翻译领域的学术论文,跟许渊冲先生商榷的四篇论文以及讨论美国著名学者尤金·奈达在中国翻译界的负面作用的论文之外,其他论文(如《归化—翻译的歧路》《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等)也成为卓有影响的论文。在翻译理论界小有名气之后,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出版“大学进阶翻译工作坊”八本一套的丛书,邀请我撰写这一丛书的“总序”(2015年)。翻译理论方面的论文我选了十三篇,请见本书的第一部分。
有关《归化:翻译的歧路》,王东风先生的《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认为:“到了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其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则主张意译……当代中国译坛归化异化之争可视为二三十年代那场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
“百度百科”对“归化和异化”的解释说:“这对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于1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可是,事实上,鲁迅提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主张有“异国情调”,有“原作的风姿”是在1935年;拙作《归化:翻译的歧路》提出反对归化译法及其五个倾向,是在1987年,大大早于韦努蒂提出“归化和异化”观点的1995年。而在韦努蒂之前,中国译坛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效应。
刘军平先生在其《刘军平:改革开放四十年:外国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反思》[载许均主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第四章,第132-17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中指出:“刘英凯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异化与归化争论的起点。事实上,韦努蒂有关归化和异化的翻译观属于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理论,它进入国内要在刘英凯发表文章至少十年之后。”1987年我发表的拙文在2007年深圳大学以“引用量是否巨大”为评选指标之一的“学术创新奖”的图书馆正式统计中引用量已经超过一千,获二等奖。这种巨量的引用,说明了归化和异化之争的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大大地促发了翻译实践上由以拙作提出的滥用四字格成语、滥用古雅词语、滥用抽象法、滥用替代法、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的五个倾向为特点的归化译法向“以异化为主,以归化为辅”的意识鲜明的当代翻译思想的转变。
刘军平先生在上述同名文章中又指出,“20世纪80年代,外国的对等论被引进后,国内少数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一些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看外国翻译理论的观点。刘英凯(1987)认为,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在实质上否认了异质性,对异质文化进行了遮蔽。”刘先生谈到的论文即是我1987年发表的《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作用》,他所说的“异质性”,实质上就是指翻译方法上“异化”以及由此移植出来的“异质文化”的“异质性”。那以后的拙文《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也是反对归化翻译,主张异化——“陌生化”翻译这一最初观点的不同角度的延伸。近十年来,就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关系的讨论有增无减。异化(亦称“陌生化”)的翻译日益成为翻译实践的主流。
整体而言,英汉对比与翻译学界把我视为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之一。正因如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期间,我被列入编委会名单之中,并成为八部文集之中一部的主编。
在退休后的这些年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翻译实践来落实异化翻译的思想,再通过“译后记”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例继续阐发异化翻译的必要性。这方面的努力请见本书“第五部分:序言和跋”。
我愿意用一首长短句作为本文的结束:
望海潮·学术生涯偶感
昔年游泮,荆天棘地,欲伸尺蠖腰身。
“文革”雾霾,尘襟霜雪,书声亦伴蹄轮。
不负我青衿。且恪勤无倦,学海寻琛。
晴熏终现,“四人帮”垮见祥云。
* *
珍重烛物传薪,更词章扫旧,理路翻新。
域外延鸿,笔端纳燕,也曾卉耀刊林。
佳境遂常臻。挑战权威日,力矫因循。
晚岁钟情译介,犹做有心人。
【总序】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即将跨入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的实践、四十年的发展、四十年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进步,成绩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开拓和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步入了快车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伴随着时代步伐,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外语教育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全面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功不可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推动外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繁荣、社会服务、文化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外教社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语出版基地之一,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外教社策划出版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在全国外语界和出版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被有关媒体列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外教社组织策划了“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计划出版100种,诚邀国内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请他们梳理和精选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记录他们在各个外语学科领域或方面的所思、所学所想和所为。丛书内容丰富,所涉领域广泛,几乎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外语教育、教学研究、翻译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等各个重要领域,包括:语音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语用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研究、文学作品研究、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与实践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家与翻译作品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研究、教材与教学研究、测试理论与实践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研究等,既有理论研究和提炼,又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语学科方方面面的实践与发展、成就与成果是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一代学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外语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外语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演变的轨迹和不断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体察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精神,尤其是他们在探索和创新中体现出的既积极跟踪国际学术研究发展,及时介绍、引进各种先进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又紧密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需求和实际积极有效借鉴他人成果,针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现实,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创造、创新解决现存问题,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有力有效地促进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的示范和引领价值。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语教育领域、各个学科或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其中不少前辈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她的变化与前行,经历和体验了发展过程,主持或参与了不少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实施,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勤耕不辍、孜孜不倦,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敬佩、敬仰和骄傲的成绩。他们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是代表人物、主要建设者,推动、影响和引领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从改革开放起始时的青年才俊风华正茂的外语学术栋梁,步入了古稀、耄耋之年。整理、遴选和出版他们的优秀学术成果,正是为了弘扬我国知名外语学者敢为天下先,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他们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那种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从书的作者们与外教社有着十分融洽的长期合作,既是外教社的杰出合作者和最珍贵的资源,又是外教社员工的良师益友。他们有的从建社一开始就是外教社不签约的“签约作者”,始终如一地关心、支持外教社的发展;有的尽管合作时间稍短,但一直对外教社的各项工作鼎力相助。他们不但将其得意之作首选外教社出版,而且始终关注国内外外语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及时向外教社的编辑们提供信息,介绍成果,提想法,提建议,献计献策,有力地推动了外教社出版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支持了外教社办社水平的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学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敬业精神,强烈的事业心,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勇于开拓的进取心,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不图虚名,谦虚谨慎,全心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的献身精神,始终激励和鼓舞着外教社人砥砺前行。他们中不少是教材编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会、考试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等各类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或重要成员。长期以来,他们活跃在外国语言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研究、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评审、教师培养与发展、教学研究与评估等各个研究领域,不遗余力,不断进取,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外语出版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重大的贡献,外教社的同仁们一直心存敬畏和感激。
回顾昨天,了解历史,思考今天,直面机遇与挑战,让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前辈学人学高、身正的大师风范,展望明天,拥抱未来,奋发图强,更好地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为开创外语教育事业新局面,继续前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前社长、前总编辑
庄智象
2017年5月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部分 翻译研究
“形美”“音美”杂议——与许渊冲教授商榷
许渊冲教授“音美”理论与实践质疑
归化:翻译的歧路
符号学与翻译札记
关于“音美”理论的再商榷
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及外来语的汉译
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作用
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下义关系”理论在科技翻译中的作用
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翻译的解释能力
间接言语行为理解和翻译的一个案例分析
汉语格律诗词写作中字数限制造成的瑕疵及其对汉诗英译的启示——以许渊冲的翻译为例
第二部分 语言学研究
符号学与跨文化交际
合作原则及文化差异的英汉对比试析
时代错乱的辩证分析
英语形合传统观照下的汉语意合传统
汉语与英语的共有词缀化趋势:文化顺涵化的镜像
汉语文化的“高环境”特征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变化
英汉词汇上下义关系异同的多维分析
股市语中军事语泛化的语言学分析
汉语固定结构中“人”的上义词使用传统及其语言学分析
第三部分 修辞研究;英汉对比修辞研究
现代美国英语不正文风探讨
比喻的时空谈
Alliteration与“双声”异同探讨——向王宗炎教授请教
英汉回文、回环辞格杂考
汉英“回环”修辞格探微
汉英仿拟格探微
试论语义场理论对修辞的解释能力
比喻“多边”及比喻思维的开拓
英语同源格探新
中西作品中的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修辞学
西方修辞学现状及走向
移情类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及其修辞特色
概念整合理论对《围城》比喻的解释能力
第四部分 英语教学研究
学生英语词汇量的现状及扩大词汇量的语音手段
关于深圳市英语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Educational Utilitarianism:Where Does Higher Education Go?
试论本科英语专业教师加强修辞意识的必要性
第五部分 序言和跋
《翻译的阐释学视野》序
关于《夏季走过山间》的随想(代译者前言)
《夏季走过山间—内华达山区盛夏日记》译后记
《大卫的伤疤》译后记
“大学生进阶‘翻译工作坊’系列丛书”总序
《简·爱》译本序
《简·爱》译后记
美国小说《飘》五个译本的对比分析
附录:刘英凯部分论著目录